马浚锋 教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育福利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社会创新吗？——一项聚焦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准自然实验

　　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摘要】旨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教育福利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有效促进了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但是，教育福利赋能社会创新的因果关系和内在机理仍有待检验。立足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准自然实验评估了教育福利的提高对社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普及化，教育福利的显著提高激发了社会创新活力，这一影响效应在人力资本存量丰富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内得以持续放大。这意味着，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以政府无偿财政补贴的形式提高教育福利，提高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可能会凸显人力资本正外部性，从而释放人才红利的创新效能。在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由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教育福利的兜底作用是保障教育公平、对冲创新风险、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影响社会创新水平的重要途径。为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各级政府可提高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步开展义务教育年限扩展的试点工作，持续提升教育福祉。

　　早于1619年颁布的《魏玛教育法令》规定了6—13岁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这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19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各国纷纷把普及教育纳入法治轨道，教育普及逐渐制度化，如1870年英国的《初等教育法》、1872年日本的《学制令》、1881年法国的《费里教育法》等。正是这些具有强制性质的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使得教育普及得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则分“三步走”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20世纪末，总体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进入21世纪，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为标志，义务教育被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实现从基本普及向全面普及和巩固提高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普九”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县域基本均衡发展。就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言，全面普及义务教育不仅具有培育合格公民、传承文化的政治与文化功能，能够以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体系满足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还能够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筑牢社会基础和厚植文化根脉（周晔 & 彭宇, 2024）。然而，结合个体社会化的视角来看，全面普及教育应该看作一种教育福利，指向所有公民的受教育权保障问题，旨在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障公民享受令其满意的教育，其对象是所有公民，其内容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系由国家提供免费或低费用教育的制度安排（尹力, 2009）。普及教育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提高教育福利的过程，那么问题就来了：教育福利的提高将产生何种社会影响？

　　教育部曾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6364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及，加大高中和学前教育投入力度，不断提高普及水平，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行高中和学前教育免费，加强义务教育年限研究，为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奠定基础（教育部办公厅, 2017）。由此释放的政策信号是：继全面“普九”后的义务教育年限扩展不仅是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的重要一环，更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社会各界应为教育福利的提高及其社会影响提供科学客观的经验证据，展现具有说服力的实证逻辑。尽管有研究梳理了英国扩大高等教育参与行动和美国肯定性行动在保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教育福利政策演进历程（方淦 & 倪浩, 2022），或是日本“公营塾”政策（王梦怡 & 肖月, 2023）、韩国“共同教育”项目（李文美, 2022）等推进教育公平的教育福利政策体系，旨在为我国扩展义务教育年限、提高教育福利水平提供国际经验。但这些研究难以深入挖掘教育福利与社会发展的实证逻辑，亦难以为我国教育福利的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提供经验证据。即便有学者考察了国际社会上将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制度安排的教育福利政策的社会成效（韩克庆, 2022），抑或是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实施对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后的长期收入效应（卢盛峰 等, 2022），认为以教育福利为核心撬动中国教育改革，有助于实现社会效率和公平，然而，在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论是在社会宏观层面，还是在个体微观层面，教育福利与社会创新的因果关系和内在机理仍有待检验。

　　教育福利不仅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文化素质、知识水平和技能熟练程度，而且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健全普惠性的教育福利体系，扩展义务教育年限，也是我国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由于九年义务教育已得到全面普及，难以作为教育福利提高的直接表征，相反，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是地方政府“晋升锦标赛”的结果（刘晖 & 马浚锋, 2022），这个过程中，政府始终以较低的学费、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保障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这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普及化并不依赖于当地是否具有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或较高的社会创新水平。为此，可以将高等教育普及化看作教育福利提高的一次外生事件冲击，论证并揭示教育福利与社会创新的因果联系。鉴于此，本文立足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准自然实验，考察教育福利的提高对社会创新水平的影响，有助于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依靠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驱动的机会窗口，为扩展义务教育年限等福利政策的出台提供学理支撑；同时，这种萌发于中国“土壤”的问题阐释与路径重构能够从西方教育学体系中夺回长期被控制了的那部分教育话语权与主导权，完成中国教育学主体性、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再造，建设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

　　“福利经济学之父”阿瑟•塞西尔•庇古（Pigou, A. C.）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成员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包括自由、安全、家庭和谐、友谊、精神愉快等（A. C. 庇古, 2006, p.39），其中，社会福利可分为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尽管经济福利能够用货币衡量，并随着社会成员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体现在国民所得及其效用上，然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往往使得社会福利中的一部分经济福利并不能直接用金钱衡量，譬如公共教育服务不仅提高了个人教育回报率，也在加总的意义上提高了社会回报率，表现为国民素质的提高、犯罪率的下降。由此可见，福利经济学以效用为评价基础，对资源要素配置状况做出判断。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在获取经济福利、非经济福利后的享受或满足的心理状态，表征为社会效用水平，并可以依据不同状态下社会福利的高低做出公共政策选择。如果在某一种资源要素配置状况下，社会成员的效用水平比较高，那么其相应的社会福利就高；或者说，如果社会成员在一种资源要素配置状况下的效用高于另一种资源要素配置状况下的效用，那么前者的社会福利就高于后者的社会福利。因此，以扩展义务教育年限等公共教育资源再配置方式提高社会成员的效用水平，不仅属于社会成员的非经济福利，而且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产生经济福利，是社会福利的核心体现。

　　区别于新古典等主流经济学①，福利经济学的政策思想强调，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所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必然牺牲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效用，这是因为，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效用取决于其初始资源拥有状态，但由于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国民所得及其效用的不公正、贫富差距仍然会持续加剧，政府要想调节社会成员间的福利水平，应该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原始资源拥有状态进行干预、调整和再配置（A. C. 庇古, 2006, pp.571-579）。在政府干预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对弱势社会成员的资源再配置所获得的回报率大于正常利率的话，那么这种社会资源配置干预必然有利于国民所得及其效用的提高。其中，教育投资和技术培训是个人回报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巨大的社会财富。“没有比听任出生在父母贫贱家庭的天才儿童，在低微的工作中虚度一生，对国民财富的增长更加有害的浪费了。有助于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的任何变革，没有一种能像改善我们的学校，特别是中等学校那样有巨大的力量了，只要它与广泛的奖学金制度相结合，使工人的聪明孩子逐步从低等升到高等学校，直到他享有时代能够提供的最好理论与实践教育。”（A. C. 庇古, 2006, pp.780-781）这里隐含的政策导向是：如果政府通过公共教育资源再配置的方式提高社会成员的教育福利（如义务教育等），那么社会成员的生产效率将普遍提高，由于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提高，从增量产量获得的回报率将大大超过投资在机器或工厂的资本的正常利率。

　　结合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有效运转取决于人的行动，如果大部分的（达到极限时为全体的）社会成员都认为，在社会系统的现行结构之下，功能先决条件正得到充分的满足，因而没有改变社会系统现行结构的行动动机时，社会系统则“在结构—功能分析的意义上处于均衡状态”；然而，如果社会成员有了要改变当前结构的充分动机，就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意志，引起社会结构变迁——大到一个国家的体制变革，小到家庭形态变化（富永健一, 1988, pp.125-127）。社会系统内功能先决条件的满足与否则取决于由个人需求带来的主观心理状态，由此可知，行动者心态和行为结构具有双重特征，即心态和行为结构都在其社会历史脉络中，共时地进行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双重运动（高宣扬, 2005, pp.8-9）；教育福利的提高塑造着行动者的安全的生存心态，通过兜底性质的公共服务对冲了行动者的创新风险，内在化的心态和外在化的行为结构共时运作，激发了行为结构的创新性，使社会成员的创新行为呈现出不断的自我生成过程和客观的生成过程，最终催生了整体性的社会创新。

　　其一，内生于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效应。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是国民经济合理运行的“三驾马车”。然而，面对国民财富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生产要素投入时，古典经济学派却难以解释这一特殊现象。在此背景下，西奥多•W.舒尔茨（Schultz, T. W.）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内生于劳动力中的知识投资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就有效解释了工人工资之中有一部分较大幅度增长的收入无法匹配现有收益分配的现象（Schultz, 1960）。在后续关于人力资本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中，加里•贝克尔（Becker, G.）和雅各布•明瑟（Mincer, J.）均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计算了教育收益率（Becker, 1962; Mincer, 1974, pp.61-63）；亦有学者认为教育发展能够通过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来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Hanushek & Woessmann, 2012）。受国情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的影响，内生于劳动力生产率中的教育收益率具有国别差异性和世代效应（管振 & 孙志军, 2020）。1988—2001年我国居民教育收益率从4.0%提高到10.2%（Zhang et al., 2005），随后一直维持在10%左右（Gao & Smyth, 2015），在利用双胞胎数据修正测量误差后，教育收益率的组内差分估计值仍高达6%（孙志军, 2014）。由于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取决于社会福利的提高，社会福利是创新绩效提升作用的关键调节因素（王欣亮 等, 2022），隐含在教育福利提高背后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这种知识积累以共享、匹配和学习为微观基础，强化了劳动力的知识溢出效应（Arrow, 1962），通过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提高了区域创新效率。

　　其二，对冲创新风险的社会兜底作用。以往研究更多将创新型人才的短缺、社会创新活力的不足归责于教育，却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分割、收入分配方式等制度藩篱对创新型人才能力发挥和活力激励的压抑（赖德胜, 2011）。如果能够持续增加和改善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打破社会制度藩篱，如通过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城市人才资源配置（胡珺 & 任洋虬, 2024），那么，其发挥的兜底作用将能够对冲年轻人的创新风险，提高社会成员的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越轨创新行为（刘龙均 等, 2024）。这是因为，在社会认知理论中，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均属于个体对自身能力和心理环境的认知要素，能够触发个体创新行为的发生（Sarooghi et al., 2015）。当社会成员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足够安全（Criscuolo et al., 2014），亦即处于由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体系带来的比较安全的社会环境，那么，个体便认为自己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创新，即自我创新能力认知较高，两者共同作用于个体创新行为的发生，使个体不畏惧创新风险（Augsdorfer, 2012）。由此不难理解，由教育福利提高带来的自我创新能力认可度和心理安全感是个体创新行为的驱动因素，并最终汇聚为社会创新水平的提高。

　　精准识别教育福利的提高对社会创新水平的影响，需要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作用。例如，地方政府在科教文卫领域的公共性财政投入等，可能会同时影响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水平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布局或社会创新活动开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作为教育福利提高的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DID）构建计量模型考察教育福利的提高对社会创新水平的影响。之所以设计这一准自然实验，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政府以财政支出维持“奖、助、贷、补、减、勤、免加绿色通道”的学生资助制度运行是快速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前提，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所提高的教育福利相对于社会创新水平而言是外生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逆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的困扰；第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2019年达到51.6%，正式迈进普及化阶段，但是，中国式财政分权与“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高等教育举办体制、管理体制形塑着中国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治理的制度逻辑，由此带来的办学资源供给差异使各地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点不一。例如，北京、天津和上海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十五”规划末期便已达到50%以上，率先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辽宁、吉林、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当地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域也提前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其余省（自治区、直辖市）尽管受制于当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但也能够对标中央政府提出的“十三五”规划期间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施政目标（张应强 & 彭红玉, 2009）。鉴于此，本文遵循多时点DID模型设定思想（Beck et al., 2010），改进标准DID的一般化模型，构建如式（1）所示的基准回归模型：

　　式（1）中：i表示样本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t表示观测年份。Innovation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社会创新水平；PopularizationHEi表示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省（自治区、直辖市）；Periodit表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点不同，本文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的当年度作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外生冲击时点；Controls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协变量），用以克服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β0为常数项；系数β1反映的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影响效应，如果β1为正，本文的主要观点就能够得以验证，亦即在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由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教育福利提高会产生政策兜底作用，对冲创新风险，从而提升社会创新水平；β2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μi和γ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个体异质性和年份累积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从理论意义上讲，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区域多样性高，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区域极化与均衡使社会创新水平有了地理的内涵，因此，社会创新水平的评价是对一个地区创新发展模式的认知，通过隐含在区域创新体系内的创新能力表征出来。从现实意义上讲，社会创新水平是一个包括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在内的、序贯的创新投入、产出过程；以区域创新能力衡量社会创新水平，不仅可以为中央政府提供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而且可以为地方政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思路，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因此，本文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的基础上，以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为一级指标（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 &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 2023, p.44），并引入新技术研发、大数据生成等反映数字化转型程度（罗瑾琏 等, 2023）和应用新知识、开发新技术、利用新工艺制造新产品等反映新质生产力发展（周文 & 许凌云, 2023）的创新投入、产出指标，通过熵权法构建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②，并以此客观衡量社会创新水平（如表1所示）。

　　以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为指导，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在反映社会创新水平时更具综合性，同时，考虑到科技创新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并非线性进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进展可能来自一个偶然的创新思想萌发，或是来自一个重大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创造活动是重要的创新来源，通过国家“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表征出来，标志着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科技创新的至高荣誉；而就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需求而言，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凸显着一个地区的知识创造活动能否满足本地区的创新需求。为此，本文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基础上，纳入包括国家“三大奖”在内的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作为社会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

　　基于现有文献，本文对于涉及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进行如下设置。其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仅对创新型人才、高新技术企业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对创新产品有着较高的需求和支付能力，支撑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考虑到人口基数的影响，本文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其二，创新资源要素投入。人财物等创新资源要素投入奠定了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庞大的研发人员、充足的研究经费都支撑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谢婼青, 2023），因此，本文分别以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征研发人员和研发强度。其三，城镇化水平。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创新资源要素、创新活动红利的阶梯向核心大城市倾斜，创新型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的“聚光灯”必然会打在“彻夜欢腾”的大都市身上，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现象，激发着创新需求，本文采用城镇化率来度量这一影响。其四，财政支持力度。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成为内嵌于我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推动者，塑造着区域创新体系（马浚锋 & 刘晖, 2022），本文采用财政一般预算内科教文卫等民生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度量政府财政支出对区域科研创新水平的影响。其五，社会消费水平。消费不仅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马车”，而且反映着居民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迫使企业加快产品的研发与技术升级（郑万腾 & 赵红岩, 2021）。其六，对外开放程度。它不仅会提高一个地区对创新型人才和高技术企业的吸引力，带来更多的创新技术，而且会倒逼域内创新活动主体主动参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国际竞争，加快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更新（韩凤芹 & 蔡佳颖, 2022）。其七，信息化水平。它意味着创新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先进的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支持。同时，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创新活动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取市场数据和竞争对手信息等外部知识和创新资源。

　　“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的具体时点通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网站、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等地方政府相关文件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手动搜集，宏观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统计资料，涵盖了各省域的人口情况和宏观经济表现等指标。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自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扩招，叠加2001年如期实现了“两基”的战略目标，于是，2001年可以看作我国教育福利大幅提高的“分水岭”。因此，本文选择我国境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期放在2001—2023年，使研究数据能够较好地涵盖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全过程。此外，为更好地论述教育福利提高与社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形成的教育福利提高的政策虚拟变量记作WelfareEduit=PopularizationHEi•Periodit。为降低计量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的概率，保证估计结果的统计学意义适用于对教育活动、社会创新现象的解释，除了反映教育福利提高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外生政策效应虚拟变量外，本文对所涉及的其余变量均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教育福利影响社会创新水平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如表3所示），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并控制个体—时间固定效应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产生了显著的政策效应，教育福利的提高对社会创新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具体而言：模型（1）和模型（2）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由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教育福利显著提高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指数，弹性系数范围为6.24%~41.58%；模型（3）和模型（4）结果显示，在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随着教育福利的提高，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等原创性科研产出得到了显著提高，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该政策效应系数估计值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弹性系数范围为36.14%~127.80%。从协变量结果来看，研发人员投入、研发强度、城镇化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均对社会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与已有文献和实践经验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和信息化水平有助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指数的提高，却无益于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等原创性科研产出的提高。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社会创新活动缺乏群众基础时，“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创新方式只能带来表面繁荣，难以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因为，科技创新是“买不来”的，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长效工程，与其自上而下地进行创新活动的“大水漫灌”，不如通过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体系建设提高教育福利，激活创新氛围，为原生性创新成果的产出提供“土壤”。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在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之前，反映社会创新水平的区域创新能力指数和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等指标的政策效应系数估计值的置信区间在0上下浮动，这表明，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前的区域间社会创新水平在不同评价指标上的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满足同质性假设。而在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之后，反映社会创新水平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政策效应系数估计值的置信区间显著不为0，这意味着，本文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准自然实验在评估教育福利的提高对社会创新水平的影响时具有可靠性；尽管教育福利提高的创新效应具有滞后性，但也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持续性，由高等教育普及化所提高的教育福利会持续地释放人才红利，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需求。

　　受制于历史变迁的资源叠加、政策倾斜与地理区位的比较优势，不同地区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人口流动态势，进而在投资价值、消费能力、土地财政潜力上产生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由此导致地区间公共教育服务需求与供给水平、创新资源配置情况参差不齐，那么，由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所带来的教育福利提高对社会创新水平的影响很可能存在异质性。然而，区别于以往根据地理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做法，这种地理区位划分容易割裂区域间的空间联系，本文依据人均GDP将样本划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地区与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组间差异SUR估计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组间系数估计值可以比较；具体而言，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地区中，教育福利的提高对区域创新能力指数、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地区中，大幅度增加教育福利则不利于社会创新水平的提高。这也就是说，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时，社会发展重心将主要放在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性建设，而非创新性活动，因为这时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很可能加重社会负担；只有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极大程度提高后，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体系建设才能提上议程，于是，教育福利的提高使社会成员的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得到满足后，激发创新行为，提高社会创新水平。

　　如理论分析所述，教育福利的提高有助于高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些人力资本释放的人才红利具有长期效应，将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持续赋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同时，教育内嵌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全过程，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弥补劳动力不足造成的生产能力下降，激发技术创新效应，持续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识别上述作用机制，本文以技术工人占就业人员的比重衡量人力资本水平，通过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田友春 等, 2017），并分别与教育福利提高的政策效应虚拟变量生成交互项（WelfareEduit×人力资本水平、WelfareEduit×全要素生产率），由此进行调节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列（1）和列（2）结果中，主效应显著为正，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教育福利的提高能够促进高技术型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同理，列（3）和列（4）结果中，教育福利的提高能够通过高技术型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增加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等原创性产出。这一机制分析的估计结果意味着，教育福利的提高促进了高技术型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拉高了社会创新水平。

　　大量文献证实教育福利的提高会缓解教育内卷（周子焜 等, 2023），促进创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使人才链与产业链的耦合协调度得以提高。如果中国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体系建设能够大幅度提高教育福利，那么，所产生的对冲创新风险的社会兜底作用将会抑制教育内卷，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因此，改善创新资源错配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可能是教育福利影响社会创新水平的重要机制。为了识别创新资源配置优化机制，本文基于要素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计算得到创新资源错配指数（王西贝 & 李海燕, 2023），并取倒数，以及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角度测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程度（韩永辉 等, 2017），最后分别与教育福利提高的政策效应虚拟变量生成交互项（WelfareEduit×创新资源错配指数的倒数、WelfareEduit×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程度），由此进行调节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列（1）和列（3）结果中，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教育福利显著降低了创新资源错配程度，进而显著提高了社会创新水平，表明教育福利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创新资源错配现象，提高创新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列（2）和列（4）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程度是教育福利影响社会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机制，促使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与技术密集型转变，即产业结构水平由低到高（高附加值化、高集约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发展过程，意味着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正处于较高的水平，充分发挥“技术创新效应”，进而促进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社会创新水平提高。

　　在平行趋势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虚构外生冲击时点的反事实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如果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伪”政策效应系数估计值不显著，那就意味着，教育福利的提高确实引起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指数和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等评价维度上的社会创新水平提升，而不是其他因素，反之，结论不稳健。图2报告了500次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伪”政策效应估计系数分布及相应p值，估计系数大都集中在零点附近且p值都大于0.1（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然而，垂直虚线是基准回归模型的真实估计值，是明显的异常值，表明本文以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为准自然实验评估教育福利的提高影响社会创新水平的结果不太可能是偶然得到的，两者的因果联系成立，因而不太可能受到其他政策或者随机性因素的影响，社会创新水平的提高确实源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教育福利。

　　为进一步证明样本选取、估计方法等因素对教育福利与社会创新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产生影响，本文也进行了以下系列稳健性检验。其一，更换社会创新水平的度量方式。在基准回归结果中，本文采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指数和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来衡量社会创新水平，前者具有综合性，后者则具有典型性，能够在“面”与“点”上有效评价社会创新水平。然而，这一处理方法更多关涉宏观层面，难以深入社会成员个体层面。鉴于此，参考以往研究大多使用专利授权数衡量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做法（王珍愚 等, 2021），同时考虑到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对社会创新水平的贡献差异表现为发明专利（0.05%）＞实用新型专利（0.02%）＞外观设计专利（0.01%）（张杰 等, 2016），本文据此按照5∶2∶1折合专利授权数，并在考虑了人口基数后，以人均专利拥有量（件/万人）作为社会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其二，剔除直辖市样本。一方面，直辖市容易在税收、财政、创新等外部环境上享有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直辖市拥有较好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对经费、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张训常 & 何炜, 2024），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为尽可能降低估计偏误，本文在原有样本的基础上剔除了直辖市样本。其三，排除竞争性政策影响。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要求下，科研型高校以及高水平研究型高校要拿出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代表性成果、重大成果、颠覆性创新成果；这就意味着，政府对当地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的政策支持会影响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范剑勇 等, 2024）。例如，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启动了省域“双一流”建设，受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强度和经费投入力度的制约，这些竞争性政策很可能对区域间的社会创新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

　　青年人的创新活力和创造力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而且，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政府都有共识——只有通过破坏性创新实现生产关系重塑和生产力跃迁，才能避免被拥有丰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先发”国家牢牢地按在有限的赛道上。其中，教育是嵌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创新过程的内生性变量，以更大的教育福利为年轻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创造良性的竞争环境，能够摆脱教育内卷陷阱，释放社会创新活力。本文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作为教育福利提高的外生事件冲击，通过准自然实验设计，评估了教育福利对社会创新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内在机理，不仅为共同富裕时代下保障教育公平的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主体性、适应性和创造性再造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靠的是年轻人的发明创新，这是因为，从生理规律上来讲，年轻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处于巅峰期，也是思维局限最小的年纪，具有无限的破坏性创新潜能。为了避免让拥有一腔创新热血和一副年轻干练躯壳、怀揣着改变世界梦想的年轻人撞上现实的铁门，各级政府需要成为年轻人在社会体制内的利益代言者，通过资源要素的倾斜激发年轻人的创新热情和活力。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和欧盟统计局（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Eurostat）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公共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9.2%，远低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社会福利政策调整具有很大空间。